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朱德全^1,2，高婵¹

（1.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2.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北碚400715）

摘   要：职业教育评价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职业院校强化内涵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更好服务教育强国建设，需树立科学的职业教育评价导向，构建系统良性评价生态，持续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回归学生终身幸福旨要。为此，职业教育评价改革要超越对评价要素的局部优化，转而构建前瞻引领的评价改革、幸福本位的评价内核、多元共生的评价生态、专业赋权的评价治理、智慧自助的评价形态以及类型融通的评价体系。这是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任务与战略愿景，同时也是系统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历史必然。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育评价；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高质量发展；终身幸福

项目来源：重庆市（2024年度）社会科学规划英才计划项目“职普融通的‘双轨’教育评价体系构建与推进机制研究”（2024YC012）；重庆市（2025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教育强国背景下职普融通的逻辑框架与实践路径研究”（CYB25146）。

作者简介：朱德全（1966—），男，四川南充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高婵（1990—），女，云南宣威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党和国家不断加快建设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任务，陆续出台系列重要政策文件。文件强调“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需“遵循教育规律，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1]，强调“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树立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向”^[2]，并明确提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3]。系列文件的出台，不啻彰显了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性，也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新路向。理论层面上，有关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研究发展迅速，但教育评价改革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认识不足、观念变革不彻底、推行不扎实等，导致改革目标与现实效果背离^[4]。主要表现为“对教育多样性重视不够、评价数量多但实质性评价不足、评价结果使用功利化严重”^[5]，评价伦理问题亟待关注。与此相对，职业教育评价领域面临升学评价与就业评价矛盾、评价内容与能力表现脱节、企业评价与学校评价失调^[6]等问题，学者多认为“职业教育评价应适应新时代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需求”^[7]。然而，教育强国建设已进入蓄势突破、全面跃升的重要阶段，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促进教育强国的价值功能也必将持续凸显。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已从“适应”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转变为“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既是国家所需，也是时代所需。面对这一世界性、历史性、实践性难题，我们真正应该关心什么？我们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从何谈起？又如何可靠？因此，本研究在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立足高质量发展时代语境，将系统回答在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一、“走在教育发展前面”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1]。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成败。”为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教育评价改革在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中的先导性和引领性作用”^[5]，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应从“跟着跑”变为“走在前”^[8]。进言之，评价改革要走在教育评价前面，教育评价要走在教育发展前面，教育发展要走在社会发展前面。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亟须“走在教育发展前面”。

（一）发挥评价诊断功能，由内向外拉动职业教育系统的深化与综合改革

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应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功能，基于评价反馈的结果，精准识别各个环节的问题，为后续治理提供依据。充分发挥评价诊断功能，“必须从‘方法中心’回归到‘问题中心’，把标准制定的原则转移到评价问题上来”^[9]，需由内向外拉动职业教育系统的深化与综合改革，增强职业教育系统的内外协调性、适应性与引领性。其一，增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现代教育体系的协调性。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外部产业对接，更源于教育系统内部惯性。职业教育评价不能只是简单地给出一个结果，而是要深入到教育系统的内部，精准发现问题，通过诊断结果来激发整个教育系统的改革。一方面，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常态化评价诊断结果驱动内部评价标准的重构，牵引外部教育政策调整，进而拉动职业教育体系内部教师队伍建设、课程建设、教学优化等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三教”协同等作为外部政策拉力，引导职业教育办学理念重塑，倒逼职业教育体系综合改革。其二，增强职业教育“自系统”与经济社会“他系统”的适应性。职业教育是教育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连接点，其评价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精准输送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进而推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适应性要求职业教育“自系统”敏锐捕捉经济社会“他系统”的产业迭代与人才需求变化，通过评价诊断提供动态预警与调适能力，动态调整专业布局、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由内向外拉动人才培养对接产业需求，适应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其三，增强评价改革对教育与社会的引领性。斯塔弗尔比姆认为“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10]。引领性要求职业教育评价体系超越诊断功能，主动定义技能标准与发展范式，辐射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由内向外拉动职业教育系统的深化与综合改革，促使教育发展始终与社会发展脉搏同频共振。唯有职业教育评价改革走在前列，整个职业教育体系才能紧跟其后，为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最终实现职业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向同行、相互成就。

（二）发挥评价治理功能，由浅入深牵引教育领域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

教育评价被视为改进教育活动的一项重要工具^[11]，为改进而评价是现代评价活动的价值和生命^[12]，而真正的改进和完善是发挥评价治理功能的重要内容。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正处于增值评价的初级探索阶段，由浅入深牵引职业教育领域的考试招生、人才培养、管理等环节用好增值评价结果，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发挥对职业教育实践的改进作用。一是以职教高考制度的创新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创新职教高考制度应以类型教育定位为根基，通过考试内容重构、省级统筹强化、纵向贯通深化、多元评价融合等方式，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单独招生和贯通联合培养等考试招生方式，破解传统招生制度的适配性不足、公平性缺失与引领性薄弱等问题，探索春季高考、单独招生、对口单招等分类招考方式，实现系统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与动态的职教高考评价体系。二是以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贯通、融通与融合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需以纵向贯通打破成长断点、以横向融通破除体系壁垒、以深度融合重构育人生态，最终形成类型定位清晰、资源高效协同、产教共生共长的现代人才培养体制。在空间维度，通过职普课程互通、学分银行、市域产教联合体等，打破教育类型与地理边界；在时间维度，依托长学制贯通与终身技能档案，覆盖从“职业启蒙”到“技能大师”的全周期成长；在价值维度，以“岗课赛证”融合重塑能力坐标，使职业院校真正成为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与能工巧匠的孵化器。三是以政府主导、行业指导、市场引导、学校主体、社会参与的格局推进管理体制改革。“职业教育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活动，属于关系范畴，这种关系主要体现为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13]。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需考虑职业教育不同主客体的效益关系，突破政府单一主导的传统模式，构建“政府主导定方向、行业指导立标准、市场引导调资源、学校主体强内涵、社会参与促公平”的协同治理生态。

（三）发挥评价导向功能，自下而上强力推动实现建设教育强国战略目标

教育评价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事关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建设教育强国的成败^[14]。教育中的诸多难题往往需要基层实践与上层政策相互配合解决，单纯依赖基层或坐等上级指示，均不利于职业教育评价的科学推进。正因为如此，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需在批判与革新中演进，自下而上驱动“三教”协同，催化“三融”落地，激活“四新”赋能，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首先，评价驱动“三教”统筹。以“三教”评价改革为抓手，系统地推进“三教”协同创新^[15]。换言之，统筹“三教”关键在于，自下而上的院校试点探索持续推动基层的评价改革实践创新，触发学分银行等中观评价改革制度的突破，最终支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等宏观战略，形成“评价赋能改革，改革反哺战略”的闭环。其次，评价催化“三融”落地。产教融合方面，将“技术转化收益”纳入考核，实现企业与学校数据链自动核算。科教融汇方面，允许横向课题折抵教学工作量，对接科研与教务系统。职普融通方面，建立“学分互认”机制，监控学分银行跨校流通。最后，评价激活“四新”赋能。将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等“四新”指标纳入考核指标，关注新领域专业开设率、战略性新兴专业增长率，新增教师“工单转化力”考核指标、产教技术转化率、学生技能创新专利转化率等考核内容，设立“数字技能渗透率”考核指标，激活师生创造力。

二、“旨向学生终身幸福”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终身学习和生涯幸福是个人发展的终极需求”^[16]，新时代职业教育需要科学的评价“指挥棒”，牵住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牛鼻子”，更有力地回答职业教育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在此意义上，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应弱化传统工具理性的评价观，让学生持续体验到幸福感和满意度，回归人本逻辑，旨向学生终身幸福。

（一）树立“生涯幸福”的职业教育评价观，服务学生终身发展

“兴趣偏好、才能结构、终身学习、生涯幸福”^[17]等个体的发展需求也是职业教育重要的育人目标。然而，职业教育评价长期囿于“就业导向”的办学定位，深陷“工具理性”泥潭，以“就业率、起薪”等作为评价核心指标，给人们造成职业教育毕业生“低水平就业”“低质量就业”等不良社会期待^[18]。新时代，职业教育逐渐从传统的“工具性”谋生型教育转向“发展性”适应型教育^[19]，亟须使职业教育评价观逐渐从工具性的“就业导向”走向发展性的“生涯幸福”，其核心是以学生终身成长为中心，破解传统职教“重技能轻素养”“重初次就业轻持续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从职业取向走向生涯取向。职业教育逐步转向生涯教育是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20]。生涯取向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依赖于马克·萨维卡斯提出的生涯适应力概念，即生涯适应力是个体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获得生涯成功的元能力^[21]，能够提升个体的生涯满意度和幸福感^[22]。简而言之，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生涯取向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生涯适应能力，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奠基。另一方面，从培养“职业人”走向培养“生命人”。当前标准化的“职业人”培养目标，主要关注技能证书数量、就业起薪等客观指标，忽视学生“在劳动中直观自身”的主观幸福感，催生“高就业率与低职业幸福感”的悖论。换言之，通过标准化技能考核培养合格的“职业人”，职业幸福感低离职率高。因此，职业教育评价观亟须从“工具性”转向“发展性”，从培育“职业人”走向培育“生命人”，让技能学习者在“直观自身”的创造性劳动中，成为享有尊严与幸福的“生命人”。

（二）摆脱对普教评价的路径依赖，确立技能型人才的评价标准

职教评价作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坚守职教的类型特征。然而，职教评价因长期沿用普教“文化知识主导”模式，忽视技能评价的核心地位，导致选拔与培养目标脱节。因此，职业教育亟须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使之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摆脱对普教评价的路径依赖。一是要学历水平与技能等级适配。当前社会普遍对技能等级存在误解，个体或部分单位甚至将学历与技能直接等同，错误地认为学历层次越高，技能水平必然越高^[23]。然而，劳动是发展尺度，过度关注学历水平，职业教育会陷入“异化劳动”系统。职业教育评价应警惕“唯学历”陷阱，摆脱普教对文凭依赖的窠臼，转向关注学生能力。另外，能力是学历水平与技能等级适配的关键，可依托区块链成长档案、学分银行与技能考核为主导的职教高考制度改革，实现“职校学生—大国工匠”的螺旋式能力认证。二是要职业标准与教学标准对接。当前职业教育评价仍过度侧重理论知识，导致学生技能与真实岗位能力脱节。因此，应摒弃普教化倾向，以标准对接，强化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权重，破解“职业标准—教学标准—评价标准”“三张皮”困局。同时，应以人社部发布的职业标准界定岗位能力阈值，将教育部制定的教学标准分解为课程目标，将企业开发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转化为可考核模块，积极形成“能力阈值—课程目标—考核单元”闭环。

（三）推行与职业教育相适应的新高考制度，拓宽学生发展通道

现行高考制度与职教适配性的张力危机，呈现出单一标尺下的技能异化引发的“高分低能”，发展通道窄化引发的生涯断裂以及考试制度类型特色湮灭等现象。职业教育亟须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推行与之相适应的新高考制度。其一，要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体系。职教高考制度是完善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关键制度^[24]，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需从顶层设计职教高考制度，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邀请行业、企业、应用本科、职教本科参与招考环节，统一招生形式、内容等招考标准。鼓励有基础、有意愿的职教本科先行试点研究生教育，贯通“中—高—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畅通人才成长通道。建立贯通培养模式转段考核制度，如中高（3+2）五年贯通、中本（3+4）七年贯通、高本（3+2）五年贯通等贯通培养模式的转段考核。其二，要兼顾底线与顶线“双线”评价。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应确立科学的育人目标，确保正确的发展方向。底线评价具有普及性，重点关注全体学生的基本素养。顶线评价则具有选拔性，观照学生在全面发展基础上实现潜能优势领域的拔尖发展^[25]。双线评价与马克思“劳动是自由生命的表现”相契合。底线评价要求保障劳动者的生存尊严，守住劳动者“生存性幸福”底线，确保学生能获得公平教育的机会，免受“无知之困”。与此相对，顶线评价则可以促进劳动者“发展性幸福”。顶线评价中可纳入生涯适应力、跨域整合力、职业韧性等指标，测量学生新技术学习速度、知识迁移能力、多技能协同应用能力以及转换岗位的灵活性，助其踏上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技能大师之路。简而言之，“双线”并行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有助于形成健康的职业教育评价生态，助力学生终身幸福。

三、“高质量共生式发展”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6]。人才需求多元化，技术迭代周期缩短要求人才持续更新技能，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越发成为职业院校的核心竞争力与安身立命的根本^[27]。而目前“我国教育评价专业人才匮乏、专业性不高，评价理念和技术相对落后。”^[28]为此，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应树立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关注职业教育本身的教育过程和教育主体^[29]。评价需覆盖“职前培养—在职提升”全周期，建立学分银行、微证书认证等连续性评价机制。

（一）从“学历本位”走向“能力本位”，推进学习资历向能力资本转化

学历本位在当代职业教育领域暴露出三重异化。一是，学历与人力资本断裂。“据工信部、教育部调查显示，仅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中，到2025年技能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30]，但2023年度《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报》显示，高职毕业生专业对口率仅72.17%。职毕业生专业对口率仅72.17%。二是，学历“通货膨胀”。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文凭社会”理论，揭示了学历本位使得文凭通货膨胀，催生能力遮蔽与资源错配。三是，学历异化为“交换的价值符号”。譬如，非全日制学历或第一学历歧视，以及部分地区高职毕业生仍不允许报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等现象，使教育被异化为“文凭生产流水线”，忽视了人可以通过劳动确证其本质并不断发展自我能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越发呼唤教育评价从“学历本位”走向“能力本位”。从表面看，专才也是人才。职业教育应以工匠精神培养为契机，为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提供一批愿意从事高级技术工作的优秀人才，逐步改善以学历为导向的用人政策^[31]。从深层看，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应以能力为本。玛莎·努斯鲍姆的能力正义观主张，教育发展十种核心能力，尤重实践理性和情感想象。进言之，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可以用能力组合评估替代学历证书。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发展观认为，能力是实现价值的自由，与学历本位相比，能力本位更能拓展个人自由，技能认证通常可以打破岗位学历门槛限制。秉承“知行合一”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为能力本位提供本土哲学支撑。王阳明强调“知”是“行”起点，“行”是“知”完成。换言之，破“唯学历”并非否定知识，而是以“事上磨炼”推动知行转化。正因为如此，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需要推进学习资历向能力资本转化，通过国家资格框架和学分银行双重发力，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的战略服务能力。

（二）从“效果指标”走向“效能指标”，树立职业教育特色质量发展观

在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阶段，传统的效果指标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传统效果指标在衡量职业教育成果时存在目标窄化使其陷入效率主义陷阱、量化崇拜导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消解的现象。显然，这些现象不仅背离了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初衷，也不利于形成持久稳固的劳动情感与劳动价值^[32]。基于此，新时代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需淡化功利性指标，强化能力建设与内涵性指标。从价值逻辑来看，效能指标应呼应马克思“劳动幸福”本质观，关注学生可持续性发展，强化就业对口率、就业稳定性、发展晋升通道、转岗灵活性等内涵性指标，通过追踪学生的跨岗位适应力、测量生涯资本积累等，助力学生的生涯幸福。从类型教育逻辑而言，效能指标契合职业教育本质属性，聚焦终身发展能力培育与动态技能迭代速度，以价值理性为锚点，为职业教育正本清源。从指标体系设计上来看，应降低效果指标权重，构建包含毕业生就业稳定性、岗位晋升速度、技能创新转化率、职业幸福感指数等要素的效能指标体系。此外，修订《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发布效能指数百强榜以及推出纪录片，营造关注职业教育效能评价的良好氛围。

（三）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促进评价与教育过程共融共生

评价体系构建与完善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然而，传统工具理性主导的评价体系存在诸多弊端。一种表现为工具理性将评价简化为可计算的效率指标，使职业教育成为工具理性下的标准化“铁笼”。另一种表现为评价主要关注产出结果，而忽视学生的精神文化建设。事实上，“数据枷锁”下的教育迷失现象愈发严重。近几年的《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均显示学生持证率高，企业满意度、家长满意度、毕业生满意度等均高达90%以上，反观实践场域，毕业生职业倦怠严重，技能迁移率低，岗位稳定性不足。这些数据揭示了在工具理性评价模式下，职业教育在高量化指标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传统工具理性主导的评价模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亟待向价值理性转型，以实现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与教育过程的共融共生。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为评价本质的重塑提供了新视角，评价应是“主体间性的意义协商”。在职业教育评价中，企业提出技术标准，学生表达成长需求，教师转化教育设计，在对话中生成共识性评价指标。评价与教育过程共融共生也与杜威主张的“教育即经验的持续改造”内涵一致，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应聚焦教育过程中的生长性。教育实践中可采用实训日志成长曲线替代传统考试成绩单，记录学生在问题情境、行动方案、实践反思、经验重构中的成长轨迹。同时，职业教育评价需涵养工匠精神自觉，通过“技能认证”外显能力，在“事上磨炼”中实现知行共生。

四、“去行政化专业治理”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要“去行政化”而非“去行政”，要“专业化”也不能“唯专业”^[33]。新时代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需走出“政府主导”的窠臼，重塑职业教育评价生态，明确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等五大主体的权责边界，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新型协同关系，重构教育评价的共治格局。

（一）变“行政逻辑”为“教育逻辑”，推进职业教育管办评考分离

职业教育在长期行政主导后，行政逻辑主导的治理模式暴露出三种失调现象。其一，表现为职业教育的“指标锦标赛”。职业院校迎检迎评次数过多、项目繁杂，如办学条件达标评估、合格评估、质量评估、优质评估、绩效评估、教学检查、实习实训基地检查、财务检查、信息化建设检查等^[34]，教师因疲于填表，容易忽略学生和家长的体验，社会和企业的反馈。其二，表现为职业教育的“规训”。诚如福柯“权力话语理论”所揭示的，行政评价标准实为“知识—权力”规训工具。空间规训致使实训室按“迎检/迎评标准”作秀式改造，时间切割则使教学内容为达标/考试/考证让路。其三，表现为职业教育评价的行政依赖症现象突出。职校专业设置需行政审批，“红头文件指挥棒”致使专业失语，行业、企业在专业评价、课程评价、技能评价中权重微乎其微，学生创新能力不足、精神文化缺乏认同。基于此，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需变“行政逻辑”为“教育逻辑”，推进职业教育管办评考分离。事实上，这也符合哈贝马斯“沟通理性”的主张。职业教育评价权应回归“生活世界”，构建行政系统释放空间，教育生活世界实现专业自治，企业、师生、社会共同参与。亦如安德鲁·阿伯特从“专业主义”看到了评价专业性的可能。职业教育评价追求“专业评价”，评价需具有排他性认知，技能标准由行业大师制定，自律性裁决由专业组织行使质量否决权。“管办评分离”教育治理原则，厘清了政府、学校和社会三者的权责^[35]。政府需从具体的评价执行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与监督者。学校从执行行政指令迎检/迎评转向自主设计课程与评价方案。第三方专业组织从咨询顾问角色转向主导标准制定与认证裁决。专业组织凭借其专业自主性，运用专业知识与技能，打破行政化束缚，建立起保障教育发展的新秩序。在这样的体系中，管理、办学、评价、考试各个环节各司其职，行政管理与专业自主相互协调，共同推动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向专业理性方向发展。

（二）变“单一主体”为“多元主体”，构建分离与协调的新型关系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受单一评价主体主导之困，评价主体的角色长期被忽视和遮蔽。一是政府主导容易引发供需错配，如专业人才标准遭企业诟病，行政指标偏离实际需求；二是学校自评容易出现“闭门造车”，企业参与课程评价比例低，社区对职校服务贡献评价缺失；三是社会参与不足，容易导致乡村振兴急需的技能未被纳入评价。在此背景下，引入多元主体协同评价机制，提高职业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成为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破局的关键。基于此，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亟须打破政府和学校主导的局面，促进评价主体多元化，形成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评价格局。在职业教育评价中，各方就评价指标、权重等充分协商，达成共识，形成分离与协调的新型关系。首先，各主体需明确自身职责与边界。政府负责制定政策与监督，行业提供专业标准，学校实施教学评价，社区反馈社会需求。其次，开发数字协商平台等工具，实现多元主体的信息共享与互动。最后，构建包含政府发布预警、行业提交草案、学校公示方案、社区反馈需求、行业提交终版标准的创新协同流程，确保多元主体协同评价体系有效运行。

（三）变“碎片改革”为“系统治理”，兼顾制度性约束与人文关怀

我国职业教育长期受困于碎片化改革，政策冲突、数据孤岛、人文关怀缺失及协同失效等问题突出，甚至出现“一年到头，不是在接受评价，就是在准备接受评价”^[5]的现象。诸如，教育部强调强化实训，而人社部技能考证仍以笔试为主，致使考核理念冲突；评价数据不互通，学生需重复提交多类证书至不同平台；残疾学生职业能力评价缺乏差异化标准，遭企业拒录；“1+X证书”试点中，因责任边界模糊，部分项目停滞。正因为如此，职业教育急需系统治理，而非碎片化改革。制度性约束与人文关怀构成系统治理职业教育的两大支柱。在制度层面，应从标准统一、数据贯通和权责厘清三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并以立法强制对接各证书体系，消除标准差异；二是，建设职教大数据平台，明确部门数据共享责任清单，打破数据孤岛；三是，实现管办评分离，制定政府权力负面清单，禁止直接干预认证。在人文关怀层面，需关注特殊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完善补偿政策。制定《特殊群体职业能力评估指南》，对残疾学生、农村学生、有工作经历的大龄学生等特殊群体实施差异化评价。基于此，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需围绕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五类主体展开，将制度性约束与人文关怀融入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构建全面且具关怀性的治理模式。在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方面，聚焦法治兜底与服务购买，立法明确红线，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评价，确保评价体系的公正性和专业性。在学校评价方面，需平衡基准线与特色发展，对硬约束指标如生均经费、师生比、安全达标率等实行一票否决，提高特色赛道指标权重，鼓励学校自选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绿色技能培训等方向发展。在教师评价方面，应整合考核项目，以涵盖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制度性评价体系为依托，重视对学习困难学生帮扶案例的评估及工匠精神的传承成效，同时减轻教师的填表负担。在学生评价方面，应依托国家学分银行，存储经区块链认证的技能证书和项目经验等信息，作为辅助测评的依据。在社会参与方面，应将企业纳入评价主体，通过责任绑定与激励机制促使其深度参与社会评价。

五、“数字化智慧式自助”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近年来，教育部等部门颁布的一系列数字化政策文件为全新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了新视角，文件提出“建设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要求各院校“利用数字化手段推进教学与评价改革，提高数据治理能力”，强调“全面推进智能化，赋能教育评价改革”^[36]。“数字化智慧式自助”评价不仅关注评价的技术层面，更注重评价过程中的价值导向与伦理规范，力求在技术与人文之间找到平衡。

（一）职业教育评价要“融技术”但不能“唯技术”

职业教育评价的未来，不仅在于技术的先进与精密，更在于对人性的尊重与对教育本质的坚守。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为用，育人为本，“融而不唯”。每一次技术的融入都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每一项评价的实施都应以教育发展为依归。结合技术哲学视角，构建职业教育评价“融技循道”的实践路径，具体分为“器—理—道”三层。其一，形而下之“器”，技术融入与数字评价的辩证统一。第五代教育评价正朝着以服务为导向、智能化为特征迈进^[37]。在这一转向中，技术赋能已成为实现评价革新的关键力量，如全息数据采集、智能诊断预警、沉浸式实训评价等。这些技术应用不仅提升了评价的精准性与效率，更为职业教育评价体系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技术的融入并非没有风险，技术若止于“座驾”，仅用算法排名替代学生成长诊断，则背离了第五代评价的服务导向。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既要思考技术的应用价值与边界，又要警惕技术异化带来的“数据枷锁”与“伦理失范”。其二，形而中之“理”，教育之理与评价伦理的协调统一。教育规律与评价伦理的协调是构建科学评价体系的核心。职业教育应遵循产教融合的逻辑，确保技术应用与产业迭代需求相适应。如山东昌邑通过产教融合质量评价改革，倒逼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实现了评价标准的动态调整就是生动的例证。同时，应警惕职业教育评价变革中数字化创新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风险^[38]，如利用人脸识别监控“课堂专注度”可能侵犯学生隐私，导致评价干预性过强。其三，形而上之“道”，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统一。技术的应用不仅要追求效率与精准性，更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价值。在职业教育评价中，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达成评价目标的关键。例如，为残疾学生延长VR设备操作时间、采用“自适应考核系统”等做法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平衡统一的典型。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评价的本质。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需以价值理性为引领，确保技术手段的使用始终服务于教育目标和价值追求，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

（二）职业教育评价要从“数字应用”迈向“数智生态”

数字技术重塑了一种新的评价模式，但忽视了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导致其出现对立性关系、客观化悖论及程序化风险^[39]。为此，亟须推动职业教育评价改革从“数字应用”迈向“数智生态”。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数智生态主要依靠“四阶”进化路径，即建立“基建数据—功能模块—智能数治—智慧自助”的评价服务系统^[40]。基建数据是夯实数智生态的物质基础。为实现数据归集的全面性和精准性，需注重多源数据的整合与管理。经各数据主体授权，通过工单实时接入系统、教学系统、社区服务系统等渠道，采集企业生产流数据、教学过程流数据与实训行为数据、社会服务流数据等基建数据，拓宽数据收集渠道。功能模块是评价数智化转型的重要载体。如生涯画像模块聚焦学生的终身发展，利用智能分析技术识别学生的能力短板并推荐相应课程，为其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规划；协商评价模块体现协商民主原则，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分析企业与师生的反馈，自动生成评价指标，确保评价过程的多元参与和民主决策；自适应诊断模块针对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运用知识图谱精准定位学生技能薄弱点，为教学改进提供支持。智能数治是实现数智化转型的关键环节。智能数治推进职业教育职业素养、技能等考试的数字化试点，实现职业教育教学、管理、实习、服务数据的共享，推动职业院校办学达标、合格评估、专业评估的数字化转型。在多元共治的算法架构中，政府负责设定基础规则，行业负责提供专业标准，学校负责优化应用体验，共同促进智能决策，为职业教育评价提供多维度的支持。智慧自助作为数智生态的终极目标，旨在实现从“被评价”到“自驱动”的转变，为各主体赋能。学生层面，智慧技能成长进阶地图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发展路径规划。教师层面，智能教研助手生成诊断报告，助力教师专业成长。企业层面，定制化人才雷达预警系统，为企业提供精准的人才需求预测和招聘支持。学校层面，建立校本智慧评价系统，整合教务、实训、就业等数据，利用产业人才需求热力图实现专业动态预警。政府层面，将标准制定算法化确保专业设置符合基本标准，依据区域产业缺口动态调配职教经费实现精准资源配置，运用区块链技术实时审计学校数据确保真实性。社会层面，社区居民通过扫码评价系统参与公益服务价值评估，行业协会利用区块链存证与智能合约监督技能标准合规性，媒体公众借助舆情大数据系统参与办学质量和社会声誉评价。

（三）职业教育评价要加快建立国家职业教育评价数据库

当前，职业教育评价数据分散在不同主体之间，各数据源相互独立，未能形成有机整体。为打破这种割裂状态，需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技术系统。为此，在建立国家职业教育评价数据库时，应坚持全面采集、全程记录、全周期管理和全领域覆盖的原则，确保评价数据的完整性、连续性和可用性。一是，评价数据全方位采集。譬如，可通过物联网传感器与智能实训服等设备，实时捕捉并数字化人体操作动作，使数据采集更加全面、精准。二是，评价内容全过程留痕。评价内容的全过程记录与追溯是确保评价公正性和可信度的重要手段。通过哈希值生成、分布式记账和跨链存证等技术环节，可以构建一个不可篡改的评价历史记录系统，还能有效追溯评价标准制定过程中的行政干预痕迹，防止权力滥用。三是，对评价对象全周期管理。基于生涯发展理论，数据库应涵盖从入学评估、能力基线测评、在校成长追踪、职后进阶认证、退休技能传承和银龄工匠库等在内的完整能力发展轨迹，为职业教育评价提供连续、系统的数据支持。四是，评价功能全领域覆盖。职教评价数据库应具备诊断预警、资源配置、政策仿真和公共服务等多维治理功能。利用产业人才需求热力图实现技能人才缺口的诊断预警，借助粒子群算法优化职教资源分配，运用数字孪生校园模拟系统进行专业调整的结果推演以及通过政府开放数据API接口，为企业提供一键获取人才能力报告的公共服务。

六、“类型化差异式并轨”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

“新时代教育改革旨在促进教育公平，让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这势必对教育评价改革提出相应的要求。”^[41]在当代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评价体系长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等级之分，而是源于两种教育类型在培养目标、评价方法等方面的本质区别。“教育公平是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基础。要努力办好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大力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为每个人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42]简而言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应各美其美，在差异中实现真正的评价正义。

（一）从“内循环”到“双循环”，建立职普融通“双轨”评价体系

传统的封闭式评价体系存在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标准僵化、数据流动受限以及发展路径固定等方面。构建开放融通的“双循环”评价体系旨在打破传统评价体系的封闭性，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产业需求之间的开放融通。纵向循环贯通关注技术技能人才的终身成长，横向循环互认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在纵向循环方面，建立“能力进阶式”贯通轨道，设计阶梯式能力标准，与国家资格框架挂钩，明确各阶段的知识、技能、创新要求。建设学分银行，将工作场域的技术创新、专利成果等折算为升学学分，为一线工匠提供凭技术革新成果直通职业本科的机会。在横向循环方面，需激活“等值兑换式”互认机制。开发“能力转换系数”，实现普教课程与职教课程的转换。如规定1项省级技能大赛金奖等同于1门专业核心课程的学分，从而实现两类课程的等值兑换。构建“三证融合体系”，将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及行业权威认证纳入同一评价框架，形成“一考多证、结果互认”的模式。此外，还可以将企业岗位绩效评估、行业协会技能竞赛成绩等社会化评价结果经认证后纳入职教成绩单。

（二）从“理念型”到“制度型”，完善职业教育评价制度体系建设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评价多侧重于理念阐述，强调评价应体现公平性、类型特色以及产教融合等价值追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理念型评价面临诸多转化难题，如制度缺位导致标准模糊和执行乏力，制度冲突使得新旧评价逻辑相互矛盾，制度之间缺乏协同，导致评价理念无法有效落地，形成难以落实的困境。为解决这些问题，制度型评价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迫切。制度型评价强调法治化、系统化和可执行性，旨在通过明确的制度设计和有效的制度协同，将评价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执行的制度安排，确保评价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能在实践中取得实效。完善职业教育评价制度体系建设需要双重思维协同，即以系统性思维为纲，以关键性思维为目，最终形成纲举目张的制度体系。一方面，系统性思维为“纲”，通过数据流构建“监测→预警→纠偏→优化”的自适应循环，确保督导评估、质量监测、升学考试、用人评价制度等支撑性制度与关键制度协同共振。另一方面，关键性思维为“目”，聚焦职教高考、1+X证书、国家资历框架三大关键制度，通过策略性妥协确保关键制度可实施，以最小成本突破理念落地瓶颈。要而言之，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制度体系应以关键制度破解核心矛盾，以系统制度保障可持续演进，使职业教育评价从“理念悬浮”转向“制度扎根”。

（三）从“同质化”到“差异式”，强化产教融合的差异式类型特征

为契合职业教育独特属性与社会发展需求，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需从“同质化”走向“差异式”。传统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仍存在效率化、成果化、形式化、分数化、学历化的现象。为破解同质化困局，构建差异式评价体系，需聚焦五维创新，强化产教融合的差异式类型特征。党委与政府教育工作评价需从“效率指标”转向“效果指标”。改变过去仅以升学率和就业率等统计考核职业院校的做法，转而关注产教融合型指标，如产教融合政策效能指数，关注企业抵税政策利用率、产教联合体覆盖主导产业率等。学校评价应从“书面合作”过渡到“深度共生”。职业院校需重构关键性指标，以企业教学资源投入强度、技术攻关联合项目数、本土重点产业人才供给率取代传统的校企合作签约数、顶岗实习覆盖率。同时，需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学校教学质量评价、学生技能评价、专业设置评价的权重。教师评价需从“成果数量”转向“技能代偿”。突出教师技术革新能力、企业实践转化教学知识能力、企业实践时长等权重，弱化传统学术成果要求。学生评价需从“分数排序”转向“能力画像”。运用多维能力评价模型，从身心健康、工匠精神、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等维度全面评估学生。可依据学生完成真实生产工单的数量与质量进行技能评估，也可在学分银行中设立“德技学分”，将工匠精神践行情况兑换为技能学分。用人评价需从“学历标价”转向“能力定价”。设计差异式薪酬制度，通过能力证书链确定毕业生薪酬。还可建立“职教生晋升绿色通道”，关键技术岗位预留部分名额给职教优秀毕业生。

综上所述，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蓝图，是一个由“价值—机制—路径”三层逻辑构筑的有机整体。它以“学生终身幸福”为元价值，以“前瞻引领”定义发展时空，以“多元共生”重构主体关系，此三者共同奠定了改革的价值论与方法论基石。继而，“去行政化治理”与“数字化智慧”作为关键驱动，分别从制度层面与技术层面破解深水区难题，为改革提供双向赋能。最终，经由“类型化差异”转换落地为适配职业教育特征的评价体系与实践模式。由此，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旨在构建一个以幸福内核锚定方向、以前瞻指标主动引领、以多元协商凝聚共识、以专业治理激发活力、以数字技术贯通支撑、以类型规律保障公平的立体化生态系统。这标志着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将从理念构想迈入实践落地新阶段，聚焦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方向，深耕类型化改革之路。这不仅为持续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走深走实筑牢支撑，更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明晰了关键路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2020-10-13）[2025-06-05]．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3_494381.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2022-12-21）[2025-06-05]．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212/t20221222_1035691.html．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2025-01-19）[2025-06-05]．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501/t20250119_1176193.html．

[4]杨聚鹏．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政策的实践困境与推进策略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6）：181-190．

[5]石中英．回归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刍议[J]．教育研究，2020（9）：4-15．

[6]李政．职业教育评价的制度嵌入和改革进路[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2）：62-72．

[7]沈中彦，孙丹．职业教育评价研究二十年：基本逻辑、框架体系与未来展望[J]．教育与职业，2022（21）：20-27．

[8]朱德全．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评价[J]．教育家，2023（10）：1．

[9]苏启敏．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95-196．

[10]斯塔弗尔比姆．方案评价的CIPP模式[C]//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评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298．

[11]于发友，陈时见，王兆璟，等．笔谈：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逻辑向路与范式转换[J]．现代大学教育，2021（1）：20-37+111．

[12]马晓强．探索增值评价，我们在顾虑什么？[J]．中小学管理，2020（10）：5-7．

[13]靳玉乐．教育评价改革的“去三化”与“兴三化”[J]．大学教育科学，2021（1）：13-15．

[14]别敦荣，崔延强，马晓强，等．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多维思考（笔谈）[J]．现代教育管理，2025（6）：1-19．

[15]朱德全，谈卓林．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评价改革的系统思维[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2）：3-12+39．

[16]祝智庭，魏非，胡姣，等．开放教育数字化转型与融创发展：新议题、新思维、新行动[J]．中国远程教育，2023（6）：19-28．

[17]祝智庭，胡姣．教育数字化转型：面向未来的教育“转基因”工程[J]．开放教育研究，2022（5）：12-19．

[18]李兴洲，赵陶然，王鲁艺．论职业教育的交换权利——兼论职业教育“同等地位”及其实现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22（9）：38-44．

[19]刘阳，高树平．新时代1+X证书制度的价值意蕴、理论基础与实现条件[J]．教育与职业，2019（23）：12-17．

[20]沈向光，程爽．知识社会泛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问题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24）：19-21．

[21]胡晓红，王艳．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现状调查及提升路径探析[J]．陕西教育（高教），2019（2）：58-59．

[22]全小山，潘运，何飞．师范类大学生生涯适应力研究[J]．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17（4）：22-26．

[23]王茜雯．从学历社会到技能社会：职普关系的社会转向[J]．职业技术教育，2025（21）：7-14．

[24]周玉婧，陈鹏．职业教育社会流动阻滞与疏解策略——基于“异地中考”现象的审思[J]．职教论坛，2025（5）：5-14．

[25]朱德全．新时代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如何通向学生的美好未来？[J]．教育科学研究，2023（10）：1．

[26]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N]．人民日报，2023-05-30（001）．

[27]常青．以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2（11）：12-17．

[28]许海霞，王蕊，马陆亭．教育评价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J]．中国考试，2020（8）：20-23．

[29]万永奇．好的教育评价及其实现[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6）：109-115．

[30]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技能中国行动正式启动：“十四五”时期有望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以上[EB/OL]．（2021-08-30）[2025-06-05]．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8/30/content_5634057.html．

[31]任友群，郅庭瑾．立德树人要扭转教育评价指挥棒[J]．人民论坛，2019（6）：31-33．

[32]贾蓉，姜蓓佳．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视野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三重审视[J]．职业技术教育，2022（7）：29-35．

[33]朱德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强国逻辑[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3（6）：1-4．

[34]徐红勤．职业教育政府评价改革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8（24）：97-101．

[3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28．

[3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EB/OL]．（2025-04-16）[2025-05-28]．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2504/t20250416_1187476.html．

[37]刘云生．学生立体评价的探索构想[J]．人民教育，2020（21）：17-21．

[38]祁占勇，李璐．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评价变革的潜在风险及其规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考察[J]．职教论坛，2025（5）：32-45．

[39]曹渡帆，朱德全．理解·诠释·生成：数字时代教育评价人文向度的复归[J]．远程教育杂志，2025（4）：37-44．

[40]刘扬云，张国栋．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第三届教育评价学术年会”综述[J]．考试研究，2024（2）：102-108．

[41]熊和平．《庄子》的评价哲学及其对教育评价改革的启示[J]．中国教育学刊，2022（8）：25-31．

[42]本书编写组．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147．

文章来源：朱德全,高婵.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评价改革？[J].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学报,2025,24(06):3-14.